‍“同为审稿，期刊编辑与图书编辑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图书编辑要从书稿出发，对书稿本身的价值作出判断；即使修改，也要考虑书稿的现有基础和作者的写作特点，不强人所难。期刊编辑恰恰相反。为了维护期刊的形象，期刊编辑在审稿时，要坚持从期刊出发，按照期刊既定的编辑方针和取稿标准选择稿件，不能降格以求。”[1]这观点应该说随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的推行而成为了理论共识。期刊审稿与图书审稿大同小异。大同表现在中国出版业的审稿制度和基本要求，小异则体现在图书、期刊各有其不同媒介特征，且这样不同的媒介特征对其审稿提出了不同的运作要求。

这观点有其一线编辑的实践基础，自然该进行书刊媒介的理性分析。书、刊同属编辑出版活动的结果，同样是一个出版物流通单位，但它俩作为传播单位的知识单位意义，进而知识生产理念和方式不同。书籍属于非连续出版物，其编辑出版行为在以题名为标识的知识主题意义上是非连续出版行为。知识主题以书籍题名为象征（题名标引其知识内容及其内在的结构体系），拟出版书籍的读者并不事先约定且不固定，因而书籍审稿只能从稿件内容出发，从稿件内容预判、建构与潜在读者之间价值关系。期刊属于连续出版物，其编辑出版行为是以期刊题名为核心的连续出版行为，因为连续出版，已经锁定了一批相对稳定的读者，因为读者稳定（读者稳定的本质是期刊作为媒体与读者的知识供求关系更为明确），因而期刊审稿更明确需要从期刊出发，而未必从书稿内容本身出发。再说书名、刊名同是出版物题名，其题名所包含的知识关系意义实际大为不同。书名作为题名是对该书知识内容的概括，有更强力度的逻辑中心指向，书名和章题、节题、目题之间是更为紧密的多层次递进关系；刊名作为题名是对该刊知识内容的范围划定，刊名与该刊所刊文章一则层次仅两，二则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未必紧密，而有相对的自由度。

《读书》1985年第4期发表了舒昌善的《略论托马斯·曼的现实主义》。该文由董秀玉转稿，原题为《托马斯·曼是现代派作家吗？》。吴彬当年2月8日提交的一审意见是：

吴彬审稿意见的第一、二句是对舒昌善稿件的基本判断，也表明《读书》审处这一稿件的基本立场。如果仅从稿件内容的知识质量出发而不联系吴彬省察到的《读书》需求，显然此文难以刊用，或者说不宜从速刊用。但吴彬看重的恰恰不是稿件主体部分，而是文章结尾所显示的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关联。

沈昌文2月12日签署的二审意见为：“建议题目及头几页改一下，重点不该在争论曼是否现代派，而是讨论曼的现实主义的内涵。”沈昌文首肯吴彬明言的针对舒稿而言的基本立场，并进一步明确用稿具体建议。冯亦代2月15日签署的三审意见是“同意昌文的意见，改正后可以刊出。”

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是分殊甚巨的两个文学范畴。舒文原题《托马斯·曼是现代派作家吗？》设问自答，将稿件的知识领域有意无意地限定在西方现代文学的专门领域。经《读书》提议改换的标题以肯定句式回答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也就建构了与《读书》读者可能的文学关系。原稿和刊发稿经过编辑处理便显示出不同的知识价值关系。舒文的编辑处理实证了期刊审稿“从期刊出发”的价值取向。

舒昌善先是《读书》作者，而后成为三联书店图书出版的译者。他在《读书》1981年第6期发表了《寄<布登博罗克一家>的读者》，《读书》1982年第3期发表了《文学的社会学研究——读尤·库岑斯基的文学评论》，《读书》1984年第6期发表了《真实、渲染、魅力——读斯蒂芬·茨威格的历史特写寄》。

此后，舒昌善先生以文学翻译家知名，他1985年冬译就茨威格人物传记名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1986年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那时出版周期很长，如此快捷出书当属特例。或许是编辑慧眼识珠，预见了这书畅销而又常销的价值。在1986至1996的十年间，三联书店共印刷六次，总印数62200册。该书的翻译第二版，舒昌善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至2007年印刷四次，总印数22000册。从2008年起，舒译《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又在三联书店出了第三版（增订版），且作为舒昌善翻译的“斯蒂芬·茨威格人物传记”系列之一种。名作名译的艺术魅力就是如此。